社保降费不应是权宜之计

　　自国务院提出阶段性降低社保费率以来，目前至少有16个省份下调了企业养老保险费率，上海由21%降到20%，其余省份由20%降低到19%，部分地区降低了失业保险费率。多地明确表态，费率降低后，参保人员的各项社会保险待遇不受影响，要确保按时足额支付。
　　
　　今年4月13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，在去年已适当降低失业、工伤和生育三项社保费率的基础上，从今年5月1日起两年内，对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单位缴费比例超过20%的省份，将缴费比例降至20%，单位缴费比例为20%且2015年底基金累计结余可支付月数超过9个月的省份，可以阶段性降低至19%；将失业保险总费率由现行的2%阶段性降至1%－1.5%，其中个人费率不超过0.5%。人社部初步测算，符合条件的地区如果降费政策落实到位，仅降低养老保险费率一项，每年就可降低企业成本386亿元。通过社保降费有效减轻企业的负担，帮助企业应对当前经济下行的困难，这个政策目的显而易见。
　　
　　目前看来，对国务院常务会议关于阶段性降低社保费率的规定，各地执行情况较好。不但符合养老保险降费条件的地方，大多降低了养老保险费率，而且一些地方降低失业保险费率后，企业职工拿到手的工资有望“变”多。这些从一个侧面说明，我国社保费率水平原本较高，因此才有较大的降费空间，降费也就没有太大的困难和阻力。
　　
　　由此，不能不触及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：这一轮降低社保费率属于“阶段性降费”，主要是为了减轻企业负担，帮助企业度过眼下的苦日子，这是不是意味着，等到经济下行趋势有所缓解，企业的负担有所减轻，经营状况有所好转，阶段性降费政策就达到了目的，完成了“阶段性使命”，社保费率又要恢复到原来的水平，甚至还可能继续提高呢？如果社保降费只是为应对“阶段性困难”而采取对权宜之计，那么，这个政策显然难以让企业和职工真正放心。
　　
　　近年来，关于我国社保费率水平是“偏高”还是“合适”，在实务界、学术界和社会上引起了一些争议。据统计，我国企业为职工缴纳养老、医疗、失业、工伤、生育五项社保费用，总计占职工工资的29.8%，同时职工个人分担前三项，总计占工资的11%左右，企业和职工缴费合计占工资的41%，这个比例超过了世界上大多数国家。也有人认为，企业和职工社保费负高低，不能简单以两项缴费占职工工资比例的数字来衡量。鉴于此，到底中国企业和职工的社保费负高不高，迫切需要最高决策层和权威部门拿出令人信服的结论，企业和职工才能对今后的社保费负有一个相对清晰的预期。
　　
　　此外，我国职工社保缴费“回报率”高低的问题，也让一些人很是纠结。有人认为，职工退休前连续缴纳社保15年以上（多数人都会超过15年），退休后才能享受相应的保障，但届时能享受到什么样的保障水平，却有着较大的不确定性，因此，拿退休前的多年缴费换取退休后的保障，这种“交易”到底划不划算，还真让人不能完全放心。对此，最高决策层和权威部门需要拿出科学的“精算平衡公式”，让大多数普通职工相信，用社保缴费换取退休后的保障肯定是划算的，国家建立社保制度是要为职工提供更有力的保障，而不是要通过社保制度“交易”从职工身上赚钱。只有让职工相信自己参保缴费最终不会吃亏，整个社会才有参保缴费的积极性，社保个人账户规模才能越来越大，才能形成“个人缴费越多、获得保障越大”的良性循环。
　　
　　国家建立社会保障制度，社保最有力的基础和支持也来自国家。如财政部长楼继伟所言，我国1997年之前没有建立社会养老制度，企业和职工没有缴纳社保，不仅形成了不小的社保缺口，也催生了巨额国有资产，现在，只有通过划拨部分国有资产充实社保，才有条件降低社保缴纳费率。归根到底，划拨国资充实社保，不仅是为了更好落实社保降费政策，也是为了进一步做大做强社保体系，为职工提供更全面充分的社保待遇，让企业和职工缴纳社保更有信心、更加放心。